中文／華文教育歷代文選如何取材：
中國自古以來，思想上相當恆定，不太變化，不進也不退（或只有退步）。
中華文化上基本上閉鎖／鎖國，所以並不那麼跟得上時代的脈動，也無法（及時）反映著時代，因為走在深深、亞特蘭提斯的過去，也睡在深深、亞特蘭提斯的疲憊裡。
事實上，中文／華文的文學陷在自己裡，給不出孩子／未來的人類世界應有的磅礴、寬闊，雖然也許深厚……
中華文化缺乏清楚的自我意識，躓礙著人對存在真正的認識；也因為如此，中文／華文教育不必刻意中文／華文，刻意取材於中文／華文，因為世界觀（相對）窄隘！
［補充說明一：沒有一定要五年級（由夢入醒）夏商周、六年級（制度／秩序在物質上的確立）秦漢、七年級（轉折物質到底的自己、向著精神、向著靈性）唐宋、八年級（打開自己、走向世界）元明清……只要能切合孩子當時的發展狀態，文體／文選並不拘泥，更不拘泥於語言承傳的文學本身。］
［補充說明二：從前人類的意識狀態並不同於今日，所以行文無法被現在的我們完全掌握與理解，不要強求孩子一定得（在曲解／誤解的訓詁下）「文言文」。］
中國講究凡事定於一尊，而單單文體的格式就耗弱掉很多文人的心神，哪有餘力講求思想上的破格？──中國以格式／格律壓抑、箝制著文人的精神與思想。
中國思想上最燦爛、最不受拘束的時期，應該在春秋、戰國以前；之後的文章逐漸傾向文飾／虛飾／矯飾，維繫起了表面的和諧，卻失去了初衷。
唐朝相當國際化且胡化，而遊牧民族－文化以肉食為主，會造成星芒體上強烈的動盪、不穩定，雖然驍勇驃悍；宋朝偏安江南，農業－米糧文化會帶來一種星芒上相對的穩定，人民比較不容易衝動，卻也封閉而積弱──唐朝星芒性雖強，但卻願意同化與包容，所以唐朝才會萬邦來朝，文化也才能遠播──唐、宋的文體發展都很成熟，雖有格律，卻不失音樂性，唐朝奔放、豪邁，宋朝纖柔、婉麗，是中文教學取材上比較恰當、寬裕的時期。
［舉例說明：漢賦、唐詩、宋詞、元曲並稱為中國的四大韻文，所以在文學上有著一定的成就，可以從中揀選契合自己與孩子的。］
元朝因為肉食，星芒奔放歸奔放，但卻充滿猜忌、不穩定，正好符合青春期孩子想挑戰成人的蠢蠢欲動；至於清末民初，人心非常浮動，因為帝制瓦解，民主又還沒有真正起來，那時代的中國星芒性的確是擾動的，也在新體－白話文、舊體－文言文之間晃蕩，格局多半狹小、自視，無法拓展孩子的胸懷。
［補充說明：清末民初的中國很沒有自己，因為自己的狀態已經無法應付外來－列強的侵壓、逼迫，所以對外（國）來的一切事物若非一概排斥，就是容易狼吞虎嚥、照單全收（這也是清朝會官派很多頂尖的人物，如：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、教育家唐國安等在孩童期出洋到歐美取經的原因之一）。］
［舉例說明：林紓（西元1852–1924年）完全不懂外文，卻能用文言文（大量）翻譯外來文章，林紓證明了當時的人們想將外國的東西「中國化」的迫切──林紓推動中國的藝文／文學思想由傳統走向現代、由東方走向西方。］
清朝的白話文體已到達了一定的水準：紅樓夢就是一部巨著（當中也提及了一些舶來品、洋玩意兒，如：自鳴鐘、懷錶、眼鏡、水晶玻璃各色風燈、玻璃窗、帶著機關的穿衣鏡等，所以那時西洋文化也進口到中國上流／豪門社會的生活裡了），何況更晚期的作品，白話也會更臻成熟；五四文學運動，事實上，是一種「更『白話』」的白話文學運動，因為白話文學早在元、明、清時期就出現了。
［舉例說明：《紅樓夢》第六回寫劉姥姥一進榮國府，就被打點報時的壁鐘嚇了一跳：「劉姥姥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，很似打鑼篩麵的一般，不免東瞧西望的。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，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似的，卻不住的亂晃。劉姥姥心中想著：『這是什麼愛物兒？有啥用呢？』正發呆時，陡聽得『噹』的一聲，又若金鐘銅磐一般，倒嚇得不住的展眼兒，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……」──若要讓孩子窺看大航海時代之後，中國貴族在民生上的改變與中華文化中「物質（主義）」的本色，或，讓孩子理解東、西方對真－假、虛－實在認識上的差異，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不失為上選。］
五四運動，是中文「化『簡』為『繁』」的關鍵時期──當時歐洲文學嘗試捨棄語法構句的框架，讓文字書寫更大膽、自由，歐洲其實在嘗試著中國上古時期文字的極簡化──而在中國，卻玩著文字的「極『繁（囉嗦）』化」。
［補充說明：中國早期文字都紀錄在不容易鐫刻的媒材上（如：龜甲、骨骼、石材、竹簡之上），所以「言簡意賅」在用字、書寫上相對重要，也因此一個字可以擁有多層／多重意涵，造成訓詁、釋義、考證上的模稜與困難。］
五四運動的核心就是「讓文字對自己『忠實』」：「我」的地位提昇了；這也是華文社會自我意識抬頭的濫觴──對「我」的重視，受著西方價值的影響；但同時，西傳的科學也切斷了（東方）人與靈性世界的連結，科學被盲目推崇到成為了世界（運作）的準繩與全部。
〔補充說明：需要意識到「我」的過程，也是孩子需要的；但無限制地膨脹「我」，卻有是世界動亂的根源。〕
五四時期，因為進行了大量文化與思想的移植，因此工業化、科學性的概念／觀念也（不被設防地）進入了中國與中文系統；而工業化的特點是唯物，像機器一樣：重複、單調、可以拆解，這種特點並不利於語言中天然的音樂性／韻律性／呼吸性，反而助長了文字當中的詰屈聱牙。
五四之後文學上的過分西化、過度模仿，引動了八零年代後期文學中的鄉土意識，所以五四運動對於中國文學的「回歸化」仍有不可磨滅的功勞，雖然也開始多了份陷入物質的猙獰。
〔舉例說明：在教學上如火如荼「本土化／在地化」的同時，社會中堅的我們可否為自己清楚釐清：台灣意識能不能獨立在中國意識、日本意識與英美意識之外？而不是在當中苦苦糾纏，讓自己「類中國」、「類日本」或「類英美」？當只能仿效、移植，台灣就永遠只是侷限在角落的部落意識，（讓文化、文學）「本土」到更「本土」、「在地」到更「在地」，而無從打開（當文化上是個部落意識－心態──部落／聚落／村落有多大，人民的世界就只（能）有那麼大──換政府就等於更換部落長老，之後的世代只是被白白犧牲，因為眼界萎縮了）。我們能不能「跳出本土看本土（跳出台灣看台灣）」？有那樣的能力、膽識與智慧？］
無論如何，民國之後的中文／華文作品可以幫助孩子看到文學如何摸索、跌撞著自己的過程，如何因東方而西方、又如何在西方中（努力）東方，雖然仍然顛仆……
〔補充說明：現代文學裡有太多陷溺於自己、無病呻吟的「自戀」與「自憐」，充滿自我的病態／病態的自我，並不那麼適宜著孩子。］
中國的文學有著昨日的輝煌，卻也有著逝去的淒涼，是一個不再能夠早晨的王朝，只能坍圮在自己殘餘的暮歲之中……
中華文化凝望著路西法遠去的背影，卻仍深深瞻戀，不肯真正看向／看到自己的窘迫與粗糙、困頓與血腥、落魄與俗艷……
什麼是過去？什麼是未來？什麼是恆永？什麼是短暫？
文化裡，究竟該以什麼為座標？以母語為座標？以台灣為座標？以中華／中國為座標？以國際為座標？以世界為座標？以宇宙為座標？……怎樣的座標才不會讓身為人類的我們迷航？
〔補充說明：過去的歷史都是民族史、過去的文學也幾乎都是民族角度／觀點的文學，能不能以至少是世界（甚至宇宙）的角度／觀點看待與詮釋民族史／民族中流傳的文學，幫助孩子與帶領孩子的自己開闊？不要讓教育／教學／教材成為政治意識宣傳的導體。］
中華文化、中華文化底下的文學，對孩子的世界而言，是開門還是關門？是死亡還是生命？熱心推動中華文化的教師不妨想想。